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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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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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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存在两种文学潮流 :一是激昂凌厉地前行于历史潮流中紧贴政治脉搏的文学 ,一是坚韧地潜行于文化追求的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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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7):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1):62-68.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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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文学是人学思想
古希腊雅典德尔菲太阳神庙的传世格言是“认识你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无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人认识自己。与古希腊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稣基督给世人带来的爱神、爱人如己的福音与诫命,爱成为人最大的理性。其实,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类的先知,无非教导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爱人如己而已。这便是人类教育的终极目的。费希特曾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1]的确,观察天国,就是瞩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体验生命的极乐状态,就是重新发现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时代,人类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神圣世界的律令和人类社会的法则,教育也是围绕着此等核心事件展开的。进入现代,人类的科学研究慢慢地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三大领域,其中自然科学研究慢慢成为统领一切的学科,人文学科原来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学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则也受到自然科学的殖民。与此相应,现代教育也慢慢转变为工具性教育,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挤压,沦为点缀。正是针对这种倾向,英国学者舒马赫曾高声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要传播技术知识,但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权力的人有无足够知识使用权力,就贸然赋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脑,胆大妄为了。全人类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科技的技术知识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不以智慧运用这些知识,反而以流于毁灭世界的方式使用它们。只有当教育能培养更多智慧的时候,才能帮得了我们。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乃是传授价值,但是除非价值体系已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体系,构成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否则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为我们指引迷津。”[2]
的确,舒马赫意识到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终极目的地位,他的呼吁振聋发聩,对日暮途穷的现代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文史哲等学科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居于核心地位,它们的研究和教育就更应该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冯友兰曾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3]其实,这不但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更应该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哲学如此,文学亦然。如果文学不能启发人的灵性,不能抒发心灵,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觉,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么,文学的意义到底何在?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4]人性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社会,通过道德、法律、经济制度等人们只能保守着有限的人性现实,而遮蔽了更为广大的灵性空间。文学就是要把人从狭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来,把人带入灵性空间,充分展示人性与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就是要让个人突破个体化原理与社会化原理的制约,重新领悟到众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让人性向更丰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文学教育到底应该干什么。丹麦著名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早就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5]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也曾指出,文学史的研究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6]。因此,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传授,更不是文学技法的梳理和铺陈,当然也不是为了论证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与历史深处的鲜活生命对话,同时也就是与每个人的人性可能性对话。这其实就是回归到“文学是人学”思想的根源处。1957年,钱谷融为了反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几成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系统地阐述了该思想。在他看来,过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楚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7]。应该说,“文学是人学”表达的是文学不容置疑的真谛,其实也是常识。但即使是常识,从1949年到1976年间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它饱受批判,无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余年,竟然由于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它也无法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普及。
二、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
当前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的主干课程是各门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再加上文艺学基础理论。这些课程教学中都存在着非常惊人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思想基本上被大学师生弃若敝屣。我们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透视一下这种去人学化倾向。一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如前所述,文学史本来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历史,但当前大学文学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那些动人的作家故事,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他们应和着时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们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内涵,他们表达的人学见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学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学流派的兴衰、文学运动的起落、作家的创作特点、创作方法的嬗变等知识性的东西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个十年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第二个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个十年是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如此构造出来的文学史格局中,文学的人学内涵几乎无法凸显。二是把文学视为技法的技术主义倾向。在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分析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史教材还是大学教师都是把相关作品划分为主题和形式技法两部分来分析,但这种分析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为写了个好主题,再加上采用相应卓越的创作方法。例如,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就主要分析他的传统文化批判主题和象征主义、意识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传》就是分析它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和创造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技法。三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文学就是关于诸多价值观的不同表达,而价值多元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处境,但是承认价值多元并不就意味着只能陷于无能为力的价值相对主义。可是,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价值观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没有被梳理清楚,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都对之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柳青乃至革命样板戏等的价值观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扞格难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师能够对之进行人学层面的价值反思的;更多的是采取所谓表面上看是兼容并包而实质上是相对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价值立场。可以说,知识主义、技术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都是把文学教学去人学化的倾向。在这些倾向的主导下,文学无法带来心灵的启迪,无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无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学习文学史仿佛就是为了记住那些基本的知识点,就是知道文学史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应付考试,拿个毕业文凭了事。如此学习文学,无疑是对文学的极大嘲弄,是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彻底颠覆。此种去人学化倾向的原因难以尽数,兹举其要者简略述之。
就社会思潮而言,整个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伴随着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来,裹挟一切。人文科学本是灵性之学,难以适应此种思潮,被边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学亦难逃此劫。在普遍响应的文学无用论中,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自己也丧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强势的自然科学法则的殖民统治,放弃了进一步发展人的灵性之要求。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知识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势殖民所致。而大学文学教育的价值相对主义则主要是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么都行”的犬儒主义式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思潮显示的不是现代人在价值方面的包容和强大,而是无能无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价值差别的虚无主义倾向。应该说,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这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大学文学教育。例如,中国当代文学中,那么多作家大肆书写色情和暴力、表现出颓废情绪的,就很难得到义正词严的分析与批判。此外,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受到现代文明的专业化倾向影响。专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专业化是促进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文学等人文学科而言,专业化却有百弊而无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人文科学也在专业化的名义下分道扬镳,这就直接决定了文学的人学视野急剧地变得狭隘,甚至丧失了人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很难想象像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对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学和相关的历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够成为大诗人,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学生就对文学知识以外的哲学、历史等知识极其孤陋寡闻,如此又如何能够理解文学的人学内涵呢?当然,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无疑也受到当前中国行政化的大学体制的严重影响。大学行政化已经饱受社会舆论诟病,但是要作出些许改变却是难于上青天。别的且不说,单就全国较为统一的文学教科书而言,就严重地加剧了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广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专家)参加编写的,这种集团作战式的教科书基本不可能突出个人创见,更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人学蕴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谓尽可能客观的知识梳理。也许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种个人著述永远不可能成为现有体制中的教科书。
但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需要恰恰不是集体的协作,而是个人的突破,是个人的精神阐扬。现代大学体制的设定也促成了文学的去人学化倾向。可以说,现代大学体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则之上的,而与人文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现代大学体制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功能关系,彼此构成一种交互的功能符号,而不是一种血肉相连、生命可感的有机联系。这种师生关系明显不利于文学的人学传达。大部分大学文学教师仅靠教书谋生,一个讲授文学的教师对文学的美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学制培养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行列中,更是加重了这种去人学化倾向。受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学习文学的大学生往往也认为只是到大学来学点文学知识,不再精心地阅读文学经典,只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占有一点生存资源而已。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文学似乎都是与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可以说,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已经使我们民族内在的人文素质受到极大的伤害。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曾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环顾当今世俗化的中国社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欲狂欢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再人学化
其实,面对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现出深广的忧虑,并尽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现状。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学》时就尽可能地恢复文学的人学面貌。他曾说:“把教材写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9]他就把西方文学视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历史,要从心灵深层揭示西方文学生生不息的运动历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学》就颇获学生好评。台州学院蒋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也试图突出人学的立场,他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中说:“西方文学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人学’的西方文学也始终描绘着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10]因此,他在专著中以文学作品为依据,以人为基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的观点的历史嬗变,力图建构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再人学化努力,不但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也同样意义深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苏州大学文学院朱栋霖教授也试图重新把文学是人学思想贯穿到文学史编写中,从而引导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倾向。
他曾如此发问:“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甚至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与把握,是否可以有一个比社会学更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我想,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是关键,这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观察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拥有与享受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11]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历史等外在社会学论断,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还是对文学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梳理,大都如此。我们不是高扬革命意识形态,就是猛摇现代化旗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无非是社会学层面的潮流。朱栋霖举重若轻地拈出了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演变,由此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实在是重新呼应了钱谷融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文学是人学”之语。但这绝非老调重弹,钱谷融意在呼唤人道主义,而朱先生的“人的发现”具有远为宽阔、远为开放的人学观念,把“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于参编人员众多,史识难以统一贯穿,这种人学思想尚难以统一整体的文学史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笔者以为,今后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要充分地汲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以继续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进富有人学思想的、探索性的、独创性的个人文学史著述,若可能的话,应该鼓励大学教师采用此类著作为教材,而把那些没有独创性的、由众多专家学者协力编撰的偏重于知识性传授的文学史著作列为参考书。教材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学化。而鉴于文学学科的独特性,只有少数独创性的个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数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务必尊重、推崇少数独创性的个人著述。其次,在具体教学中,大学文学教育必须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经验复活起来,让学生能够体味到文学家是如何以他们的独特人生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的。我们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没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学史,也就是没有作家的个人生命体温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是很难感动读者的。再次,对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必须要尽可能地深入到人学思想中来分析,要发掘文学史的人性内涵,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例如,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对曹禺前期悲剧中生命的挣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学内涵,从而也打动人心。最后,必须确立文学的超越性立场[12],也就是人类性的宏阔视界,对相关的价值问题进行精辟而到位的价值分析和追问,要引领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向真善美之极境迈进。有论者在论述苏州作家范小青曾说:“她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深藏的佛理玄机,善于通过对生活的哲理点化启迪读者去发现人生的辩证法,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感悟智慧。”[13]其实,大学文学教育也就是要引领学术从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当然,大学文学教育要求大学师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学的广阔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识到文学从根本上不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客观知识的,而是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超越狭隘的自我,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弘扬我们的卓然爱心的。育人,成人,这才是文学的人学目的。
一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著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著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著,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著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四、文体问题,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文体。传统的文体比较单纯,而现代文体则出现了新的审美趋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诗化小说”、“诗剧”、“散文诗”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变体”,出现各种与传统文体迥异的文体,比如“情景剧”、“荒诞剧”,“新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戏剧等,它们在审美原则和审美追求上与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实上,文体也具有审美性,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具体诸如人物、典型、情节、情境、冲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构成?如何具有审美性?过去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简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语言文字问题,主要是字、词、句、段落、篇章、语音、音调和节奏等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或者说审美性就表现在语言的表述之中,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诗性”,文学语言更注重修辞、旋律和节奏,更注重形象,那么,文学语言的“诗性”是通过字词句章表现出来,这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当然,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迫切任务,不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说,审美批评的重建都是一项紧迫而关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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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作家是现代文学的见证者和创作者,他们不仅给现代文学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以研究学者的角色对现代文学提出可建设性建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著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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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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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似乎是柔弱的代名词,特别是在遭遇恶魔强暴时更印证了这一点。女性,因有特殊的生理器官,所以保健知识也特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普及女性健康保健教育的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关于女性健康保健教育能力的培养,努力探索适合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是时代进步发展的需要。关注女性健康,各高校应结合不同年龄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系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她们具备科学的保健知识以及专业保健能力,将直接影响到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性别差异的日渐淡化,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她们承担着多重角色。在家庭,担当着哺育生命,相夫教子的重任;在社会,与男性共同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多重角色的担当,意味着现代女性社会心理压力加大。同时,伴随着世界多元化对外交流,西方不良思想悄然渗入;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不良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流产率逐年提高,流产人群呈现低龄化态势,不孕不育现象严重,乳腺癌、宫颈癌等女性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高校作为先进文明知识的传播者,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高校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高校中的女大学生亦是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因此关注女性健康,各高校应结合不同年龄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系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她们具备科学的保健知识以及专业保健能力,将直接影响到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因此被赋予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师范类院校,特别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或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方向的院校,这些学生将来毕业后大多直接从事早期教育,作为将来早期教育的准教师,更应该注重这些女大学生的女性健康保健教育,通过她们学以致用,能将这些知识、技能应用到幼儿园教育、早教机构的教育当中。因此,作为培养或培训早期教育师资的师范类学校,尤其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不够
我国高等教育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关女性健康保健的教育常将其归类于医学生物知识,简单地与校医务室职责进行挂钩,认为学生身体出现不适能及时送至校医务室由医生进行诊治即可。而高校学生年龄大多在18-22岁之间,处在人体生长发育的第二生长高峰期,身体发育趋于成熟,但心理情感却不稳定,缺乏生活经验。辅导员会将女性自我健康保健、自尊自爱的重要性融人为思政教育,用枯燥无味的说教来管束学生思想。有些学校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教育,或者将女性保健知识以专题的形式不定期地出现于学校公布栏。这些笼统的卫生宣教,内容少、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对于某些专业术语和保健方法也不便理解、掌握。另外,大部分学生家长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这些知识不用专门教育,学生长大后即能无师自通;或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因而这部分知识的家庭教育也缺位。
(二)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高校学生在开始大学生活之前,学习压力大,家长和老师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升学率,学生所学内容几乎都以升学为目的。另外,除了少数学生的父母从前医务工作,对相关的保健知识有所了解,大多数学生的家长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因此无法对孩子进行适时、恰当的教育。在学校,辅导员由于本身的工作性质对于开展学生教育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过去在选拔辅导员时一般都侧重于选择心理学专业或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而这些专业的辅导员受专业知识限制,自身掌握的有关女性健康保健的知识并不充分,在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对学生而言,任课教师与之接触的时间更为固定,大多数学生有困惑时更愿意向任课老师评述,而目前我国除了拥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具备一定数量的具备医学背景的专职教师队伍,很多高校的任课教师同样因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面对学生的提问,常感到困惑。
(三)不良健康观带来的危害
我国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同时受社会、历史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了解知之甚少。青春期以后的女生,生理、情感的需求不断提升,现代社会思想的开放,恋爱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高校学生恋爱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另外,很多女性为追求骨干美而疯狂节食、大量服用减肥产品,引起内分泌失调,甚至发生休克。同时为了达到完美的S曲线,不重视内衣、裤的材质,只注重塑身效果,导致乳房、腹部血运循环不畅,而导致乳房、内脏受到伤害。另外,由于对自身特殊生理器官功能的不了解,有的女生因早恋而怀孕,刮宫多次,导致不孕不育;有的女生在怀孕到生产的过程中,不敢求助,冒死生了孩子往垃圾桶里扔;有的女性太看重事业,不懂优生优育、计划生育,生了弱残障儿又后悔不已;有的女性想做母亲时已错过了生育期,永远失去了当母亲的机会。
(一)多种形式的教育,丰富多彩的学习
女性的一生是一本厚厚的书,每位女性朋友都应该读懂它,这样对自己的一生才有益处,对将来养育子女也有益处。女性身体上的特殊生理器官,除了学医的学生了解一些,绝大多数女性朋友对此一无所知[1]。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身生理结构,建立健康的恋爱观、健康观,提高保健能力,仅靠几节选修课或几次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应开设女性健康保健课程为主导,同时重视丰富学习形式,培养学习兴趣。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建立校园健康保健辅导专栏;积极向学生、教师征集相关文稿,编辑出版女性健康保健辅导刊物;组织开展知识竞赛,通过比赛结果对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动态监测;成立女性健康保健咨询室,由于不同学生性格各有不同,对那些有咨询要求但不敢主动上门咨询的学生,应利用网络快捷、便利、隐匿的特点,构建网络咨询平台,积极为学生解惑,并不断更新、提供专题视频、图片资料、电子读物供学生自主查询、下载、学习。
(二)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女性健康保健教育是一门系统性的教育,按不同时期划分,可分为五期:青春期保健,婚育期保健,围产期保健,围绝经期保健,老年期保健。不同时期保健内容各不相同。青春期保健:青春期是妇女生命周期的开始,生殖器官和功能逐渐发育,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这一时期都是女性一生的关键时期。主要保健内容应针对妇科常见病的防治、青春期性知识、性行为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婚前保健:学习内容侧重于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以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为重点,针对遗传优生、新婚避孕、正确的怀孕时机、孕期保健分步骤教学。围产期保健:包括了妊娠前期、妊娠期、分娩期、哺乳期和新生儿期的指导。围绝经期保健:通过学习能够正确认识围绝经期,应该如何调整心态、饮食结构,如何保持生殖系统的卫生。老年期保健:按照国际老年学会的规定,60岁开始女性进入老年前期,面对各系统功能的日渐衰退,生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又该如何应对,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我国除了医学院校具备一定医学专业的保健教育工作者,大多数高校均不同程度地缺乏具有医学相关背景的教辅人员。辅导员作为学生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各医学院校对于培养专业的女性健康保健指导人员具有很大的优势,各高校在选拔辅导员时可分配一定的比例从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中产生。同时为了资源的最大效益化,学校整合自身资源,吸收本校非医学专业但热爱学习女性健康保健知识并热爱学生工作的优秀教师、辅导员加入到女性健康保健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学校通过开展系统性、合理性、多形式的后期培训,并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训机制,提升非专业教辅人员的自身素养以及教学质量。
(四)重视家园合作,多渠道拓展教育资源
随着时代的进步,家长的整体素养有了明显提高,改变过去大学生教育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的模式,学校主动于家长建立合作关系,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各方面成长的重大意义。因为家长要比教师更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身体状况以及成长经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提高家长对于女性健康保健的重要性认识,能更好地正确认识孩子的不同生理周期的相应变化,从而进行正确的引导、教育,是国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有效途径。但受到不同的生活地域、不同的学历、不同社会学历等多因素影响,不同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教育观念各不相同。为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学校可定期开展家长会,也可通过短信、网络等多种形式将正确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家长,以便家长受到专业的学习,正确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饮食、卫生习惯。
总之,高校作为先进知识文明的传播阵营,我国的大学教育已步人大众教育的行列,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女性健康保健教育对于女性个人的健康、下一代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也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和指导战略,需要更多的学校领导、专家、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的共同努力探索、研究、总结,从而实现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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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分析全文如下:
摘 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 平民女性 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 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著名的势利人物是苏秦嫂。苏秦落魄而归,其嫂挖苦嘲笑;苏秦衣锦还乡,富贵而来,嫂子恭敬侍侯,不敢仰视。当苏秦打趣地问她为何前倨而后躬时,嫂子回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话语单纯、直率、粗俗得可爱。俗话说:丑到极点就是美。苏秦嫂可谓美。
还有一种势利是小气中带着实利。以刘邦嫂、淮阴亭长妻为代表。当刘邦未发迹时,游手好闲,时常带人来大嫂家吃饭。时间一长,大嫂就不耐烦了。当刘邦再次带人来时,大嫂用勺子故意将锅底刮得啵啵响,刘邦只得走开。他记恨大嫂,后来当了皇帝,故意不为大嫂的儿子封侯,经太公请求,才特意封为羹颉侯。无独有偶,淮阴亭长妻对前来白吃饭的韩信颇不耐烦,故意一大早就吃饭。当韩信赶来,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刘邦嫂和亭长妻的小心眼举动,充满了山野村妇的朴实可笑。这种实利的乡土女性,太史公写得素朴可爱。
刘邦故里小酒店主王媪和武负的势利,则透出一股趋炎附势的世故气息。
(刘邦)“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王媪和武负是两个小酒店主。太史公虽然写刘邦为真龙附体而生,但决然不会相信刘邦当真是真龙天子转世。但太史公用一本正经的语言,不经意间揭穿了刘邦自己刻意编织的神话。武负、王媪“见”刘邦头上“常有龙,怪之。”奇怪的方式当然就是大呼小叫,逢人便说。刘邦为真龙天子的神话便广为传播,于是 “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也就是说,自从“见怪”以来,高祖每次喝酒,都给武负、王媪酒酬数倍。两人年末虽“折券弃责”,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好处。在这部小小的戏法里面,刘邦是个导演者,王媪武负二人便是演员。
在平民女性里面,还有一组光辉感人的平民母亲形象,学术界称之为高义母。有春秋时期介子推母,战国吴起卒母、和秦末汉初的漂母。
首先是大义从子志的介子推母。介子推追随保护晋文公有功,晋文公论功行赏,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心有怨言。《史记•晋世家》记载了他们母子的一段对话: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俗话说,母以子贵。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富贵的。然而介子推母为了儿子高洁的志向,慨然提出入山隐居,直至烧死,也不肯出来见晋文公。正是因为有如此深明大义的母亲,才有介子推如此狷洁之士。
吴起卒母,战国魏文侯时人,军事家吴起士卒之母。吴起在为将带兵时,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争为其效命,万死不辞。吴起为一个皮肤生疽的士卒吮吸伤口。士兵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哭了起来。请看太史公的感人记载: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别人以为:名将吴起为一个小小的士卒吮疽,这应该是士卒和其母的荣幸。为何卒母还要哭呢?卒母的回答让人感叹不已:“往年吴公为丈夫吮疽,结果丈夫拼命战死沙场。而今吴公又为儿子吮疽,不知儿子又将死于何方?!所以大哭。”对此,台湾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不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 卒母深明大义,明白吴起爱兵是报国,而士卒拼死是报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起卒母能够从大义出发,忍痛割爱,夫死子继,可谓高义。
秦末漂母,慈善仁爱。当韩信面有饥色,钓于城下。漂母见而怜惜,一连几十天都来河边漂洗,次次给韩信带来饭食。韩信表示将重报。漂母却大怒:“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施之不图报,这就是朴素而真挚的平民女性。明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漂母之怒,怒在韩信把她同一般施恩图报之人那样看待。何其高义和高洁的村媪、再者,或许漂母慧眼识人,看出韩信不是等闲之辈,便极力相助。漂母的关爱给了韩信极大的奋斗勇气,当韩信被封为楚王之时,最先想起的是回报漂母、后人记住了漂母的慧眼识人,和那份雪中送炭的温暖。当寒门士子怀才不遇,倍感孤独和苦闷时,禁不住怀念漂母。唐人崔国辅有一首专门吟咏漂母的五言排律近体诗《漂母岸》: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
体现了一种对漂母的缅怀和怀才不遇的孤寂。李白更是大声直呼:“沙丘无漂母 ,谁肯饭王孙”他深念漂母,在《宿五松山下荀媼家》,《贈新平少年》《猛虎行》等七首诗中都用了漂母饭信的典故,呼唤一种温情和相知。漂母的形象已成了深邃识人、和智慧慈祥的母亲代名词。
平民女性中,司马迁还塑造了一位贤明睿智的妻子形象,那就是《管晏列传》中晏子御之妻。《史记》记载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御之妻是一位贤明的女性。首先,她有一双慧眼,能够从丈夫的驾车姿态表现能看出其浅薄和洋洋自得,能从晏子的谦卑平凡看出其志念深邃。其次,身为人妻,她能当机立断,请求离去,激夫励志上进。使丈夫不断自新,提升人格,从一个平凡的车夫成长为一名大夫。晏御之妻,其贤明胜过男儿。《史记》中这样的平民妻虽只此一人,但光彩夺目。
平民女性中,还有一个孝顺而勇敢的才女,就是缇萦。缇萦,汉文帝时太仓令淳于医之女,事迹见于《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十三年五月,淳于医因行为不慎,触犯法律,按规要去长安处以肉刑。汉代肉刑断损肢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五个女儿在后边嘤嘤哭泣。太仓公将行,骂其女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自伤泣,于是随父到长安,上书汉文帝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下诏废除肉刑。
缇萦上书,陈述肉刑之过,甘愿入官府当婢女,替父赎罪,求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情、理俱在,感动孝文,从而使肉刑废除,父刑得免,并为一朝百姓造福。缇萦可谓一位急智勇敢的孝顺才女。正如太史公所称赞:“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司马迁还塑造了一批极有个性平民女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大胆当炉卖酒,可谓勇敢叛逆;聂荣为了扬弟大名,义奔韩市辨认聂政,铿锵有力,高呼苍天,悲恸而死,可谓勇敢刚烈。
太史公还怀着赞叹和敬意,记载了两位能干的女性商业家。四川寡妇清,经营祖传丹砂矿业,得秦始皇尊重,为其筑女怀清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被太史公称为素封。妇人陈君夫,以相马闻名天下,可称女中伯乐。
太史公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如汉济北王府中侍者韩女,和高级技工女子竖。女子竖是汉济北王买来的高级技工,被剥削压榨,日夜辛苦劳作,最后累得吐血而死。
除了以上贵族、平民两大类外,还有的女性充满神秘色彩,所以归入他类女性,共有三人:白帝子母,黑夜田野哭子。西王母,周缪王见之而“乐之忘归”,应该是一个长生不老的美貌妇人,而到了司马相如的笔下,西王母已“皬然白首”而穴处,是一个能够使唤三足乌的白发老妇。素女,神秘而幽怨。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素女鼓瑟,音悲而幽怨,太帝不忍闻,禁令停止,素女不听,太帝将其瑟断为二十五弦。后世李商隐的《无题》诗,就以素女之幽怨和叛逆而起题:“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总之,《史记》中的女性形象,贵族女性形象复杂多变,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充满了社会生活气息,可以说是《史记》伟大而成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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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由之路。要使全球化不走弯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化,使全球化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女性解放问题也一直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女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视野。本文旨在探讨在全球化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发展,深入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女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尝试制定相应的策略,积极应对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渗入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在给女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全球的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
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也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吸引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作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生存的物质保障,使她们获得更为自主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对各国妇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择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层次较低、工资报酬偏低等。当然,就业问题只是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给妇女带来的挑战之一,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演变成“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全球化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处受限、困难重重。
女性在政治上缺失话语权由来已久,全球化一方面为妇女参政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局部地区甚至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女性由于其自身的就业状况、家庭角色制约等因素,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全球化使民主意识在当今社会不断地深入人心,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状况还不容乐观,大部分政治资源仍旧掌握在男性手中。
全球化对妇女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长,使不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依附者逐渐变为主宰者。但另一方面,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务负担与在有薪职业中的边缘地位,使妇女难以摆脱家庭中的依赖地位和次要养家人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较男性更加剧烈的生活挑战和压力。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生活上,作为同男性相竞争和对立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比男性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对全球妇女的发展所造成的困境和阻碍,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提出自己的策略和主张。
女性解放到底何去何从?摆脱女性解放困惑的关键在于走出以往的误区,确立一个女性解放的新的价值标准。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女性解放是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应有之义。他一贯坚持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女性解放,阐明了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中蕴藏的丰富内涵,使我们能够在完整地把握这种内涵,全面地理解女性解放的基础上,解答女性解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必然地,女性解放作为女性存在的必要方式将成为女性历史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尺,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它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具体的人类实体,女性解放不是要把女人变成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男人更加男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解放和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其思想,不断吸收新的内容,结合新的历史形势,以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为先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解决女性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的自身解放和发展问题,这将是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新的现实问题与女性问题是受全球化影响和本国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女性解放也应该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趋势面前,对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必须考虑以下 3 个策略。
首先,以全球化女性主义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解放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反思中国女性是否应该跨越国界达到社会正义,也就是寻找全球性的女性组织力量。
其次,要发挥中国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性别文化置于主流文化之中。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只是父权压迫,中国的女性问题是传统文化、国际政治、特定经济等多种脉络交织而成的。因此,需要借鉴女性主义政治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阐释全球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特色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关系的张力,即多元与差异的性别争议。
最后,女性解放还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制约着男女两性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制度的变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习俗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而,女性解放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实现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道路。
我们必须释放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潜能,也只有这样去做才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充满活力与竞争。当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与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时,整个社会就会激发出这样一种效果――社会越加稳定,经济越来越有活力,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等等。通过激发全体女性的潜力,她们将会为全人类创造出更多的机遇。
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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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写作在当下面临双重困境,从文本来看,要么是表达女权主义性政治的肉身写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与男权话语同谋的无性别写作当中。21世纪的女性诗歌率先打破了这样的困惑,以 更为先锋的姿态,总体表现了技术更加内在、启蒙的另一种承诺和超前性的身体叙事,为女性文学在 新世纪面临存在身份的转换时,开辟了一条必经的先驱之路.
关键词:女性诗歌;技术内在化;自由;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伊雷们以大胆想象 创造的“黑色意识”,让世人惊厥地赞叹,从而完成 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历程。到20世纪90年 代,女性诗歌则进入了一个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语 词世界、较前更加偏重技术成分的语言写作阶段.
然而面对时代车轮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术的制 约和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的方法并没有将当初女性 诗歌的先锋地位坚守。这种看似热闹实为无序的 诗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怀、理想的终极追求和高 迈伟岸的诗魂支撑。进入21世纪,历史场景的深刻变迁赋予了诗人新的历史身份与社会地位,迫 使试图继续写作的女诗人重新定位,重新设计自 身,因而一种对新维度、新叙事、新先锋的吁求显 得极为迫切。女性诗歌以分外的灵性,紧跟时代步 伐将自己从女性文学当中再次托举。一时之下我 们嗅到的这股诗风,似乎将我们从上世纪女性文 学辉煌后的遗憾当中重新振奋,使我们聆听并隐 约看到了女诗人正在为女性文学确立起新的姿态 和新的品格.
一、技术内在化如女诗人郑敏所说:“女性主义诗歌中应当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 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进入21世纪,女性诗人在 创作上展开了她们新的探索,诗歌外表更加朴素, 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摆脱 之前极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体和欲 望,而是将视域投射得更远。她们更多地作为生存 个体对事物与心灵本身进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达,对事物及其细节的纹理把握更为合理且更 具说服力,其共有的当下的个人立场,让我们真实 地感受到了她们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
这种加强心灵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矫正了上世纪 80、90年代女性写作当中过多关注个人内心、少有 对外在事物眷顾的写作取向,从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种既表达内在心灵的感受,同时给予外在事 物以真诚凝视的先锋举动.
这首先表现在老一代诗人翟永明进入21世 纪后新风格的形成。早在20世纪末时,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说:“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 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 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2]显然,这段 话表明了翟永明已经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阶段,以超越性别的声音召唤新风景的到 来。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诗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识,只是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侧重表现历史和 文明进程当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写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为例,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性作家在数年的时光打磨中,依然才思过 人,并以优异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中处 理了对事物的体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战争中 的柏林,在诗中不是史实地呈现,更不是虚构,它 依靠女诗人的“记忆”,将“城市”、“建筑”作为记忆 的主体,去想象,让读者捕捉到经历了战火洗礼的 柏林在诗人这里更值得审视。“轻伤的人,重伤的 城市/六千颗炸弹砸下来/留下一个燃烧的军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时引 导读者不由得去追溯战争的本质。这时,那个曾以 《女人》组诗崛起的诗人,在当下,她的女性意识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术的陈列来伶牙俐齿地反叛男权上了,战争、权谋、罪责的主题在注重朴素外表 的内在技术下,将这个历史场域中的大事件通过 个人立场的表达为女性诗歌存在转换的起点明确 了方向.
相对于一代老诗人的转变,在新世纪表现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锐诗人中,蓝蓝的诗歌以强烈表 现对事物保持的“温度”和敏感力,成长为新世纪 引人注目的亮点。其诗歌中不仅有宽阔的视域、奇 异的想象,文本特异的朴素技巧也更加呈现出丰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这迅疾变化和充满诱惑的 时代,蓝蓝忧伤的叹息、感恩的赞美和不灭的童 心,让我们葆有一种不曾放弃的品质;她节制的表 达实现了对心灵世界的追问和对事物深入而内在 的思索。如《鹤岗的芦苇》、《野葵花》等对生命感怀 的诗歌———“我看见秋天活在一根芦苇上/呼唤我 进去/湮没或者下沉/芦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 雪/纷纷落满湖泽”,“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头颅。/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 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色的烟尘/连同 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诗人将创作主体与对象主 体的并置,让人感觉到生命原本对于“野葵花”、 “芦苇”也会那么重要,与此同时,诗人在忧伤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灵的共鸣呼吁了世人对大自然的 爱和同情。用诗人黄礼孩对蓝蓝的评价:“蓝蓝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给予世人更多爱和 信的途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成,女性诗歌正在 走出偏狭,正在走向通往宽阔的途中,到达心灵与 事物的本身.
二、启蒙的另一种承诺无可置疑,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先锋 的诗歌,女诗人们以强调个人自由,反叛男权为目 标,启蒙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在经历了20世 纪90年代写作意识集体继承并逐步在文学领域 完成女性意识的确认之后,这样的启蒙似乎显得 平庸和传统。新世纪,一些女诗人在有意寻求转变 的同时,仍然以先锋的势头担当起这个文学的最 高理想。这时她们以成熟的理念参与整个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维护着尊严、理想、受难和博 爱,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洪治纲在《守望先锋》里提到,带有先锋气质的文学,它们“不是针对文化蒙昧的社会现实,不只强 调理性的思想建构,而是指证自我精神的觉醒,即 人对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发掘、人性本质的拷问、 非理性生命景观的描述,它是一种人性的启蒙和 存在的启蒙”[3]。正是这样,新世纪的女诗人在先锋 探索的途中尽管显得各自为阵,但她们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启蒙的感召下,她们承诺要作为独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灵魂、丰 富思想、充实精神的神圣使命当中.
作为女性,女性诗人们在建构启蒙命题时首 先能做到的便是以她们人性中固有的博大和温 情,仁爱、善意地看待这个世界,爱怜、呵护弱小, 伤感与恐惧于苦难。明智的是她们并不以此过多 地对社会现实提出批判,而是以个人的觉醒,提示 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引导自己。翟永明在本世纪 初创作了诸如《雏妓》、《老家》等关怀社会弱者的 诗歌。《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 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 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 怕一滴眼泪;”《老家》:“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 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老家 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读 这样的诗,我们看到转变后的翟永明用敏锐的疼 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作为读者,我们同情着诗歌里的人,而同时更是给 自己一个明辨,它是悲切过后的精神壮大,是自己 呼唤自己的智性苏醒.
崛起于新世纪的女诗人宇向,她从一开始出 现就站在了成熟诗人的行列。写在2005年的一首 《洪》———“我的儿女们自远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我 之前/携手死亡/而依然流连这世界的人们/你们 还不来/咒骂我/我为你们的死已写诗多年”——— 其中的一种痛楚感使人深深震撼。然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首诗所写作的时间显示它显然是受到 2005年某镇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死难惨剧触发写下 的,但诗人在论坛贴出诗作时,注明并不是为因这 次“惨剧”而发起的“纪念专题”而写。由此,可以看 出诗人的写作态度,即她试图超越一种社会关怀, 而达到一种更深切的反省和自信的个人承担。对于女性诗歌来说,关于启蒙的命题建构还 表现在她们总是以精致的思维、巧妙的角度将社 会和历史的变动聚焦在“精神性存在”上面。“精神 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 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 感知到它们的存在”[4]。对于女性诗歌创作者来说, 她们对新世纪的存在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 即通过形而下的物质经验和外在体验,最终却用 精神捕获把捉,去感受,体认,从而达到了存在启 蒙的先锋实验。诗人林雪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写下了一系列如《在绵阳》、《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 的苕西》等诗歌,诗中她对悲剧性和不幸的存在给 以关注和观照,其中有深情的呼唤:“一首诗能拯 救什么?/能不能让一个人活下去/并且唤回游荡 在玉米田/和空旷野地上的亡灵”,此外还有一些 诗句,她将直观的场景纳入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 象。“在这里,我才知道,以前/我用过的‘破碎’, 从没像现在/我看到的这么绝望、彻底”,但终究作 者让我们感动的是“:破碎中,我们还有灵魂/是完 整的。并且继承着了‘/海岸上的大地,以及大地之 上。那太阳’”,就在这沉重的、厚厚的感情中,它们 已然将作者从外在体验中抽升为赋有内蕴的、十 分到位的启蒙特质,作者也自然要对其中积极进 取的启蒙要素作出自我的推介和挺立.
三、向往灵魂与自由的身体叙事众所周知,上世纪女性文学呈现的先锋叙事 特征主要归功于她们对性和身体的大胆探索。但 她们在反叛和无畏的精神当中,尽管以先锋的姿 态保持着对抗和消解,却将女性诗歌置于个人化 的极端张扬与过度欲望化的审美误区。尹丽川、伊 雷们的诗歌,从肉身和下半身出发,强调“这只是 一个起点”,事实证明其中内在化的男性视点反倒 消解了自己。确实,如评论家谢有顺申明的那样 “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肉 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 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5]51.
相比起来,21世纪的女性诗歌在审美叙事上 从来没有放弃对身体的介入,20多年走过来,她们 看明白的是,女性诗歌不应该为了表达敢于站在 某种势力的对面,就以肉体的敞露为代价,而是更应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去发现“灵魂才使身体有 超出身体拘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 识力是灵魂赐予的”[6]。当下的女性诗歌中,一些创 作者在努力地做到为肉体安插上灵魂的翅膀,在 文字中自由而诗意的栖居。女诗人安琪的《像杜拉 斯一样生活》,通篇并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字词, 而是通过用词的节奏营造了“性爱”的氛围,“脑再 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 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我累 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比起 之前身体写作的“情欲”描写,安琪的诗歌算不上 颠覆,她肯定身体的存在,却以自由略显凌乱得排 序组织了这些普通的词语。她仅仅通过这样一种 身体的在场感,强调了她的反思性思想———“我不 能/像你一样生活”,有力地形成了一次对“下半 身”的反驳。在充满了“性爱”气息的诗歌里,我们 看到更多来自女性诗人颇具思辨的灵魂言说.
一位崇尚自由的女诗人王小妮,走过了女性 诗歌发展历程的20年,在她看来,最能让她不倒 的法宝就是这份“自由”。王小妮的诗歌很少描写 情欲,也少有人将她看作身体写作的代表,但诚如 “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5]49, 对她而言,自由常常与她独立的写作姿态紧紧相 伴,然而实践了自由、独立,王小妮在新世纪以她 成熟的女性身心体验,完成了像《十支水莲》这样 可以代表她又一次高峰的力作。在诗里,我们看到 了身体、灵魂和自由这三种先锋特质的有机结合, 诗人移入母亲的体验观察水莲,它们“对水发笑”、 “站在液体里睡觉”、“兴奋把玻璃瓶涨得发紫”。显 然,这一切景象与胎儿、生殖有关,水莲唤起作者曾经带着疼痛而又幸福的生育体验。在诗学层面 上,这样的叙事已经将之前诗歌主体或为女神或 为女巫的境界完全打破,转变为充满灵魂的注入、 而又不失肯定肉体意义的日常化身体写作.
四、结语女性诗歌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如今正走向主 体的独立、成长和成熟,女性诗人已经开始用自己 的语言和思想书写真实的自己,而非男性象征意 义系统中的女性。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缺席、被遮 蔽后,已从幕后的黑暗走了出来,走向新世纪的大 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歌声。也 许,离真正成熟的歌唱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中每 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值得期待和应该为之拍响鼓 舞的掌声的.
[1]郑敏.女性诗歌研讨会后想到的问题[J].诗探索,1995 (3):60-61.
[2]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 (1):128-129.
[3]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 [4]王昌忠.中国新诗中的先锋对话[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193.
[5]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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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育文化作为一种隐性文化,长久以来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伴随着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女性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身份、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女性体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女性体育文化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经历了从古代的原始蒙昧、封闭异化、社会觉醒,到自我解放的文化嬗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女性体育文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试从后殖民主义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进行重构。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身份的转变历程,与男性体育文化形成共存的局面,并指出女性体育文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女性体育文化;后殖民主义;自我;他者
女性体育文化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女性特有的文化,是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有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的关于女性体育活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的思想。殖民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2]。后殖民主义的核心在于文化弱势方在文化优势方设定的条件下,通过积极地参与不断获得同意和认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是通过统治阶级或文化主导方自上而下的操控获得的。后殖民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一种非暴力形式,是通过人的意识形态、自我不断更正和构建自己,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随着历史、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进行自我演变而存在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体育文化也是如此。在奥林匹克成熟前,体育运动一向都是把女性置之于外。体育只是存在于男性之间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关乎于力量和勇气的较量。女性更多的是扮演着男性的“猎物”―性的象征。以至于到后来,在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里面就向男权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男性文学史就是男人肆意压制、歪曲和贬损女性的历史[3]。这在体育文化历史表现更为明显。女性体育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女性的存在形态问题[4]。女性体育文化的劣势地位使地女性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质变,这种质变正是由“他者”身份的否定开始的。任何一种文化在自身受到忽略,就会出现文化执行者的反击。女性在体育的弱势地位让女性产生了怀疑,她们到底是什么,应该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挑战世俗眼光和观念的束缚的现象正是女性构建自我体育文化思想上的进步,是后来女性积极参与体育文化的建设的基石。
纵观历史脉络,不难看出,女性文化的地位是处在文化圈层的最外层,甚至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强调“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妇德”等思想,这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末,有甚者所谓的‘科学证据’指出女性在机体成分、身体构造和功能方面都不如男性,运动易损伤她们的身体。竞技体育是在糟蹋少女的容貌、削减她的魅力、损害受孕能力[5]。这种偏见认为体育是针对男性量身设计的游戏。后殖民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其深刻阐释了文化抵抗的基本原则―广泛的人文主义,即“构建不同文化的共同生存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战场[6]。”
后殖民主义恰恰在于呼吁两者的和谐共存,并非一枝独秀的场面。20世纪以来,妇女一直在向那些限制她们身心自由的陈词滥调、陋规恶习挑战,积极地投身到竞技体育中,以消解男性在体育领域的霸主地位。比如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一名叫梅尔波尼的年轻女子向男子参与体育的特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她闯入了马拉松比赛场地,要求报名参赛,并仍然坚持跑完了比赛全程 。又如体育女权的先锋―比莉?吉恩?金[7],1973年,比莉公开与前网球职业男选手伯比?瑞格进行了一场“性别大战”,最终比莉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4.“自我”身份的构建―女性体育文化的崛起
体育以其竞争的方式,呼唤着人们投入到这一神圣、崇高、无比壮观的运动中去,呼唤着人们表达自己久欲表达但又不易表达的那种“征服”欲望[8]。这种征服不仅是对对手的征服,更是作为一种征服传统偏见,表达“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化,女性不在简单地满足于吃、穿、住、行和固化在传统观念的主妇形象里。寻找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以及自我身份的追求使得更多的女性走上了体育历史舞台。女性体育文化的构建还起决于社会大众对其接受度及社会组织的支持度。女性体育文化入侵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2000年1月,中国奥委会正式将“积极推动和发展妇女体育”列入中国奥委会章程,赋予妇女参与体育的权利的法律依据。妇联和工会的宣传使女性体育文化深入到大众的意识。2012年4月10日在阿联酋召开的妇女体育国际会议[9]和2014年7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10]提出体育能使女性变得更好。女性在构建“自我”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男权体育霸主的地位在逐步得到控制甚至消减。这种消减并不是永无止境的,而是在女性体育与男性体育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正如后殖民主义所说―两者的和谐共存。
女性体育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种演变体现了文化的自身优化和社会的进步。女性体育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忽略,渐渐地拜托了隐形文化的身份。女性体育文化更是与男性体育文化站在同一平面上,这种体育两极的平衡正是符合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人文主义观点,即两者在同一领域的和谐共存。当然,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得益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外界力量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还需更多的人去关注它,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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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成本和收益是决定人们进行某项投资的关键因素。教育作为一种既可以带来私人效益又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的活动,无论国家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的投入,还是个人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都会引发教育的个人成本和效益问题。女性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成为决定个体对女性教育投资的关键问题,影响女性教育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关于女性教育效益的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教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在参与教育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对女性参与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从女性参与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了制约女性教育效益的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女性教育效益的积极措施。
关键词:女性;教育效益;个人效益;社会效益
1.女性参与教育机会总体呈上升趋势
《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2008年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了3个发展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从1949年至1954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批女性挣脱家庭的束缚,涌入学校接受高等教育,1949年全国女大学生只有2.3万人,占比19.77%,到1954年,所占比例达到26.27%.第二个高峰期是““””期间,由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了能够上大学的机会,在权衡男女比例的基础下,加大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6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3.02%。第三个高峰期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特别是自1997年大学扩招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从1995年的102.93万人、占比35.4%,增长到2005年735.32万人、占比47%。在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实施下,为了能够保证女性能够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级有关政府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纳入了规划之中,有关政府部门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辍学率保证入学率,提高女童的入学率,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
2.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据我国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分析,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根据2010年至2013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的相关资料计算,全国平均100名就业女性中初中文化水平占46.25%,大学本科水平占4.8%,研究生水平仅占0.41%,但其中,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在每年的考研大军中,女性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适龄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更多原因是由于大学大规模招生之后,大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期望收入变低,这种现象大大降低考研的机会成本,从而使读研的期望收益增大。
教育这一人类特有的目的性的社会活动,它的产生是人们某种效益追求的反映,教育效益是指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和利益,从事一切教育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而女性教育的效益是指投资女性教育所带来的利益,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可以分为私人效益和社会效益。
1.女性教育的个人经济效益的分析
女性教育的私人经济效益是指女性自身从教育中获得的利益,包括自身修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加.女性的教育经济效益主要是在工资收入方面有所体现:美国学者舒尔茨以独特的投资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人对自身的投资历来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切其他形态的资本生产能力的总和,教育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性的投资,它不仅能够将隐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而且还会在将来获得收益,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女性重视自身的教育投资,提高自身的劳动效率,进入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当中,并且获得了更好地薪酬水平。有关数据表明,大学群体个体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个体水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个体工资水平,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对工资的影响体现出层次性,而女性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与专科毕业生的工资差异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趋势。从个体纵向发展趋势来看,受教育层次提高的同时,个人收益水平也相对提高。
2.女性教育的个人非经济效益的分析
女性教育的非经济效益在家庭方面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母亲反映了家庭的整体素质,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握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印度女教育家卡鲁纳?卡兰也说过:教育一个男孩只教育了一个人,教育一个女孩是教育了一代人,当父母亲接受教育后,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效益,即代际效益,特别是母亲,她的效益可以外溢到子女身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不仅会加大子女的教育投资,还会注重医疗安全卫生方面的投入,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开销中,母亲承担重要角色,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的整体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报告女性的教育机会每增加一年,婴儿的死亡率就会下降2个百分点。
3.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分析
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获得,它还是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途径,舒尔茨认为,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由于所受教育不同而引起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还会使社会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面,女性在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创造价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能提高后代的人口素质,而且对经济发展储备了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源,而人口素质、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
4.女性教育的社会非经济效益分析
女性的生育观念会极大地受教育的影响,女性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上时,结婚时间就会延迟,代际间隔年限就会加大,对于减缓人口速度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获得教育机会越多,也越有机会使禁锢人们的旧思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外”打破。在社会化民主进程中,女性教育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自我觉醒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实现男女性别平等提供更多地机会,进而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1.性别歧视
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因为女性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成本是高于男性的,所以极大地降低了用人单位接纳女性的积极性,在同等条件下,用人企业和事业单位更愿意雇佣男性劳动者,形成了所谓的就业的性别歧视,即教育水平越高,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性别歧视就越高。而性别歧视在工资水平上也有明显体现:在同等教育水平下,男性的工资水平比女性的高,在2011年相关问卷调查,2011届大学和硕士毕业生中女性在此期间的平均签约月收入均低于男性;学历层次越高,同学历层次的男女平均签约月收入差距越大。其中,被调查2011届女性本科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2243元)比男性本科毕业生(2573元)低330元;被调查2011届女性高职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1917元)比男性高职毕业生(2086元)低169元;被调查2011届女性硕士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3623元)比男性硕士毕业生(4438元)低815元。 2.教育机会不平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乡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教育和经济之间的互动效应,西藏自治区等偏远落后的地区陷入经济和教育双重落后的局面,2000年,全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文盲率分别是4.04%和8.25%,其中女性文盲率的比例更加严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初中教育普及率较高,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大大低于城镇水平,高中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的巨大差异使广大农村学生受高中教育机会明显小于城镇学生,这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同,由于女性作为其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差距更加明显,严重影响了城乡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3.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的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是女人最重要的工作”,这些传统观念是阻碍女性参与教育的最大约束,人们习惯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牺牲的角色,更容易为家庭和抚育子女而分心,错失职业发展机会,由于社会和女性自身对自己错误的性别角色定位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渗透,父母往往会让女性放弃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
4.职业选择的低风险倾向
女性在就业选择中更多意识是倾向于选择低风险,较稳定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国企,由于风险与回报呈正相关,低风险的职业回报率一般较低,根据埃奇沃思和拉斯波恩的关于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发现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处于被动,女性较少进入男性领域,造成男性职业工资上涨。在2011年硕士群体的毕业收入调查中发现,女性硕士毕业生去政府机构、科研事业单位的比例最高(32%),且远高于被调查2011届男性硕士毕业生与该类型单位签约比例(18%)。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女硕士生毕业时接近婚育年龄,追求工作稳定性有关。
1、社会方面
(1)政府财政投入方面:教育与经济的相互效应促使政府应对教育的投资加大力度,对办学质量的提高制定合理措施,在合理扩大教育规模,开阔女性就业的渠道,改变传统的依靠政府的单一的投资模式的各种举措下,促使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社会生养基金制度,减轻用人单位因女性婚假和生养等生理问题带来的顾虑,解决女士的就业难问题,也要同时加大对贫困女大学生的扶持力度。从“教育有助于民主”的角度看,一个稳定的民主会不可能与文盲共存,因此政府提供和支持教育,被看做是一种长期保存和巩固民主的手段。
(2)法律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女性劳动力的法律保护,监控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不公平的行为,为女性创造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建立健全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法制环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各项政策,提高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女性比例,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影响力,各级政府在招收录用中要率先做出性别平等的示范。
(3)社会舆论的支持:社会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要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发挥社会与媒体的作用,树立一种积极的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摒弃守旧的传统思想观念,真正确立女性在社会中与男性地位的平等,有意识的去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2、自身方面
(1)女性要为自己增加教育的投入,为自己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争取社会参与的机会,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从女性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劳动力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他们自身对工作的投入,包括教育,工作经验。所以,女性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不断进取。
(2)女性在承担家庭中母亲这一重要角色时,要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施加积极的影响,越关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就越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培养合格优秀的下一代,就会间接的对国家对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教育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建设社会精神文明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是社会进步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女性在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有必要以教育引领女性群体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身发展,科学认识自己,在更宽广的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与优势,在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乐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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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缠足运动”指的是女子为摆脱封建束缚,抵制缠足的行动。 缠足,又称裹足,粤语俗称紥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女子自幼儿期时以布紧缠双足,使足骨变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强行走的做法。古时以女子小脚为美,但自清朝末期起,民众开始普遍认为是对妇女的一种压制手段,此习俗逐渐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反缠足运动中女性矛盾心理的成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清末反缠足运动中女性矛盾心理的成因全文如下:
"缠足"源于五代,在中国风行了近千年,是中国特有之俗。
缠足既戕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又束缚了女性的行动自由。鸦片战争后,在西风东渐、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影响下,晚清时期兴起了"反缠足运动".因为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时代特性,在晚清时期的反缠足运动中,有的女性实现了不缠足,有的女性则固守缠足之俗,也有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徘徊。关于前两类女性的研究已颇多,故本文拟就讨论一部分近代女性徘徊于缠足与否的原因。
导致一些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徘徊的原因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近代化激烈碰撞,旧有的传统习俗、文化尚仍保持着在社会大众中拥有深厚根基的优势,而"新"的文化、习俗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晚清时期的反缠足运动在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中兴起,自然也深受其影响。那么,主要是哪些原因使女性在反缠足运动中犹豫不决呢?
趋新人士对西方的现代审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倾向性,西方以天足为美的审美观影响着他们的审美,他们逐渐抛弃传统,提倡天足;"天足为美"的观念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的趋新人士。这类人,较早接触西方,受到西方审美观的影响,对传统习俗和审美观开始持怀疑批判态度,逐渐喜欢大脚,认为"天足美",三寸金莲逐渐成了他们眼中的恶俗的审美、病态的审美。
而老百姓们,对"天足美"仍是未闻或只知其一二,对传统的"小脚美"依然保持着崇仰和信任,三寸金莲长期传承。在盛行"小脚美"的地区,大脚、天足不但得不到男性的亲睐影响婚嫁,还会招致同行的嘲笑歧视。女子总是想方设法的将自己的脚裹得更小,以吸引男性的目光,在同性中炫耀。晚清时期缠足风气仍旧非常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审美依然是社会的普遍审美。正如立徳夫人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所说的那样:"谁不想让自己的女家眷摆脱裹足的痛苦?……母亲们让女儿裹足是为了取悦男人,希望她们能嫁个有地位的丈夫。"[1]
在社会的普遍审美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即使是残害身体忍受疼痛,也要缠足,以吸引男性的目光。
"世人娶妇,不问妇德,先问女足。若使莲船盈尺,则难德容兼备,必将指为大疵。故父母虽欲不缠,而不能不为择配计。"[2]
虽然每至缠足,剧痛难耐,小女孩哀哭之声不绝于耳,但在缠足时代,崇拜金莲的风气让这些女子不得不忍受这痛彻心扉的苦难,以求得到一双社会公认为美的"金莲".由于举世崇拜金莲的背景下,在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普通百姓家的女子想要进入上层社会,小脚是非常好甚至是唯一的通行证。
反缠足运动也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小脚"美"的观念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嫁观念的改变。在以小脚为美的时代里,小脚是女性嫁个好人家,提升社会地位的杀手锏,大脚意味着嫁不好甚至嫁不出去。而"天足"为美兴起后,小脚女子的婚姻问题却又成了问题。在整个社会还未改变小脚为择偶标准的观念时,在反缠足运动影响下率先放足的女性,其婚姻存在着问题,"天足运动萌秀之际,妇女因放足而致夫妻反目、翁姑虐待者,时有所闻"[3].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喜欢天足后,那些未放足的小脚女性,则再也无法博得他们的喜爱,婚姻也成了问题,"以小脚为美的观念,已转变过来。一般青年的男子,非天足女子不结婚;而一般小脚的女子,大有嫁不出去之虞。"[4]
其实,鞋--服饰的选择也是女性们在选择不放足时面临的问题。立徳夫人曾经拜见过李鸿章,希望他对不缠足运动表示支持,甚至要求他像张之洞一样为她们写一些东西,李鸿章答:"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能不裹脚吗?不,现在我没那么大的权利。
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5]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不缠足后,女性所穿的鞋的问题。小脚小脚妇女的鞋和衣服是配套而成体系的,不缠足后,女性的鞋得变,相应的衣服也通常要随之而变,这对反缠足运动中国的女性而言,是直接需要解决的问题[6].
对于女性而言,缠足是痛苦的,放足亦是很痛苦的,这两种痛苦的并存,也能使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犹犹豫豫。多年以来习惯了缠足后,放足会带给她们比缠足更难以忍受的痛苦。已经因为缠足而变形的脚,要想使之恢复自然,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前文在分析女性固守缠足之俗的原因时所提到的放足之痛,是男性在主导反缠足运动时极少注意到的,也没有能够较好地为减轻女性放足时的痛苦提出较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这就为反缠足运动的成果大打折扣了。
其实,一些女性在缠足与不缠足之间的徘徊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徘徊的一种反映,特殊的社会性质造就了这一特殊的行为表现。
[1][英] 阿绮波德 ? 立德著 , 王成东 , 刘皓译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时事出版社 ,1998,303.
[2] 贾复初 . 缠足论 . 万国公报 , 光绪 22 年 7 月 .
[3][4] 姚灵犀 . 采菲录 .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30.37.
[5][英] 阿绮波德 ? 立德著 , 王成东 , 刘皓译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时事出版社 ,1998,308.
[6] 杨兴梅 . 被"忽视"的历史 : 近代缠足女性对于放足的服饰困惑于选择 . 社会科学研究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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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报纸期刊的总称。 孙犁 《澹定集·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它起到解释、宣传等作用。它也可以维护一种形象,比如“人民日报”就是维护国家的形象;“解放军报”就是维护部队的形象;“企业报”就是维护企业形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男权主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女性一直戴着传统的镣铐,沦落为传统文化压迫贬低的对象。女性的社会角色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观,只能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下,沦为男性的附属品。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国内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再加上西方女权思想的传播,一些先进的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然后才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向近代化变迁的必由之路。
由于受时局的严重压迫,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开始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用西方女权理论武装自己,自身素质显着提升,在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晚清女性解放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兴办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起步阶段; 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呼吁女性实现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妇女参政、家庭革命等,把妇女从传统文化中解救出来的发展阶段; 最终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一方面在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自由解放道路上奋力拼搏的高潮阶段。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是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晚清女性解放的文章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清末女权运动,二是清末女性教育,三是清末女性身体服饰改革,四是清末女性团体。
而对与女性有关的报刊以及报刊对女性解放的作用则研究较少。报刊作为晚清的新生事物,又是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末,除了一些综合性报刊开始关注女性,用更多的笔墨描写女性以外,一些专门以女性读者为阅读群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生活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关于晚清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涉及到对报刊杂志的研究,这与报刊在女性解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不相符。
报刊在中国最初是为统治集团、为男性发声的媒体,随着晚清民办报刊的兴起,民间社会的立场和声音逐渐得到重视。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多元社会计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直接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1]
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社会的解放需要全体女性的力量,于是在男界的呼吁和女界的追随下,广大的中国妇女走上了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女性的解放过程中,西方女权理论的启发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报刊。当时报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兴女学、废缠足、办报刊、立团体,这既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方面,也是掌握舆论工具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妇女,追求社会进步的体现。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主流的综合性报刊,二是与女性有关的报刊。
对女性解放予以关注的综合类刊物主要有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几大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报》等。这些报刊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把部分视角转移到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的关注表明其公众立场,彰显其走在社会前沿、关注社会变迁的定位与价值。综合性报刊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力率先吹响了女性解放的号角。
秋瑾案体现了综合性报刊对女性的关注,也体现了报刊在推动舆论导向中的重大作用。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秋瑾女士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进行报道,舆论的引导使秋瑾案在民众、乡绅、统治阶级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注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空回荡。7 月 16 日,秋瑾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两大知名报刊《申报》和《时报》就对秋瑾案进行了报道。《申报》的《专电》和《时报》的《查抄大通学堂详情》两篇文章对清兵搜捕大通学堂的过程以及秋瑾遇难的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民众了解了事情的始末。舆论报刊大量刊登了秋瑾受审讯遇难的过程,秋瑾的伟大形象深深刻在人们心中。在报刊的宣传下,秋瑾遇难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为秋瑾喊冤的声音也铺天盖地。7 月 19 日《时报》发文严厉抨击了浙江巡抚杀害秋瑾的暴行,《申报》《大公报》等也纷纷开始为秋瑾喊冤。
7 月 21 日《时报》刊登了《秋女士传》,22 日《申报》刊登了《秋瑾之演说》,对秋瑾生前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后,秋瑾的挚友吴芝瑛女士撰写的祭文在《申报》刊登,更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秋瑾遇难的同情和悲愤。7 月 23 日的《申报》刊登了《秋瑾冤杀之原因》,其中明确指出了“卖之者为女士昔日在东密友袁某”,而“张抚幕友之力主株连者为宁人某姓”,“电至浙张抚大暴躁谓学生无不可杀,某恐以此失张抚从严惩办”.[2]28 日《申报》又在《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中揭露了另外两个告密者,“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并由徐□□之暗嗦”.[3]
经过半个月的发酵,报刊的报道步步紧逼,清政府的处境日益被动和艰难。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托病请假,8 月 6日《申报》报道了张曾敭请假一事,“浙抚张曾敭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奉请开缺养病”.[4]
此后,张曾两次奏请补山西巡抚缺,虽然得到了清廷批准,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张最终没有到任。就这样,夹在下层舆论和上层压力之间的浙抚张曾敭黯然离开了晚清政坛。在舆论谴责之下,山阴县知县李钟岳选择用自尽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1907 年 10 月 31 日,《时报》杭州专电报道了“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5]在舆论的追查下,1910 年 8 月 15 日,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至此与秋瑾案有直接关系的晚清官员纷纷陨落。秋瑾遇难事件彰显了晚清报刊强大的舆论力量。
报刊的不断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广大民众得以逼近事情的真相,同时也扩大了秋瑾被害的影响。这一事件蕴含了深厚的力量,在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喷薄而出,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大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得秋瑾成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女性报刊是指报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或者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报刊。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越来越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对女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关注。因此,民间的女性报刊不断涌现,1898 年 7 月 24 日由中国女学会在上海主办的《女学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的创办不但突破了禁锢女性言论的历史,而且还在女子教育刚刚萌生的时候,即汇聚一批女性与提倡女学的男性来共同地集中地探讨女学问题。[6]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女性即使有机会受教育,其宗旨也“总不外乎贤妻良母”女子不能入学“聘师在家研究的最多”.[7]女学的发展有助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女学报》宣扬女学,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力,成为推动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媒介。
晚清北方地区最早创办的女性报刊是《北京女报》,其创刊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到 1909 年止发行达四年时间。《北京女报》以日刊的形式发行,共计发行 1000 多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关于北方地区女界运动的报道,为推动女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南方有女性报刊,而且只有月报,《北京女报》的出现填补了这两项空白,在报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女报》的人物故事与议论更贴近日常生活,在闲话家常的气氛中,改良思想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读者意识中,在女子教育相对滞后的京城,《北京女报》的目标受众更偏向家庭主妇。[8]
《北京女报》的主笔是积极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张展云,既为女性报刊,报社其他成员也多为女性。《北京女报》对女子独立人格的提倡、对女性受教育权力的呼吁、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革命活动的风起云涌,“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响彻大地,广大妇女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纷纷走上了救国图存道路,女性解放运动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随之,辛亥革命也使女性报刊的发展登上一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8 年至 1917 年期间,全国约有 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发行。从创刊时间上看,1898 年至1904 年有 1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05 年至 1911 年有 2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12 年至 1917 年约有 30多种女性报刊发行。[9]
这一时期的女性报刊除了继续宣扬维新时期的兴办女学、废除缠足以外,还鼓励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呼吁赋予妇女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妇女报刊成为宣扬女性解放的舆论工具,成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阵地,也促进了社会的解放和近代化变迁。
总体来说,女性报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栏目设计科学,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女性报刊的宗旨主要是争取女性自由,宣扬女性解放,倡导女性独立,推动女权运动思潮,彰显爱国时代主题。报刊多以白话文为主,报社主笔、主编、翻译也多为女性。
创办女报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女性,使她们成为继教师之外的又一个职业女性群体,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女报多为“短命刊物”,《北京女报》长达四年的发行期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这也是女性报刊发展的局限之一。
女性的地位在晚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逐渐变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期间不论是主流报刊还是女性报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思想准备
晚清中国的大门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而思想大门却是由报刊舆论开启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得益于国外女权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传播这些理论的主体,由其创办的报刊是传播这些理论的平台,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开始为争取自身地位努力奋斗,开始接受教育,要求实现婚姻自由,通过家庭革命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这些思想上的启蒙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为以后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 二)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报刊对于女性的报道,不仅使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有了为女性发声的平台,也使觉醒的女性有了为自身说话的媒介。报刊对革命事件的实时报道,促进了革命活动的发展,点燃了民众关注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近代化历程。报刊对女性的关注和报道,使女性开始有了话语权,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使全社会形成了关注女性解放的氛围,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 三) 报刊的宣传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报刊对女性活动的报道,使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也使中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从报纸对秋瑾案的跟踪报道中,可以看出报刊对女性的深切关注,这些关注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报刊的宣传使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并蔓延开来。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民族危亡、国家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流报刊对女性的重视,女性报刊对妇女的关注,都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深深打上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烙印,使“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女性的解放。这使国内的女性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化,不只是关注自身,而是关注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呼吁女性解放的广阔平台;为广大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提供了了解女性解放思想的窗口; 为社会营造了女性解放、自由发展的氛围; 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二者息息相关。最终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伴随着全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且推动了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夏晓红。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秋瑾冤杀之原因[N]. 申报,1907 -7 -23.
[3]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N]. 申报,1907 -7 -28.
[4]专电二[N]. 申报,1907 -8 -6.
[5]夏晓红。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00.
[6]刘人锋。 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3) :102.
[7]郭妙然。 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M]∥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77.
[8]刘人锋。 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4.
[9]刘涛。 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J]. 湖南社会科学,2001,( 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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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电影女性形象百花园中的奇葩。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真善美的化身、传统与现代的结晶。少数民族影片对观众无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的女主人公自然也就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能看到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柔弱的的女性形象,还有刚强的女性形象,这些电影中表现如此不同的女性形象,是真正少数民族的女性形象,还是社会赋予的女性必须的形象。我们需要在本文中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类型探讨和这些类型形成要表达少数民族真正内容的探讨。
关键词:女性形象;少数民族电影;身份认同
不是所有的“民族电影”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要题材和表现对象的影片才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确定了这个概念之后,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可谓是数不胜数。
在男权社会下,在以男权话语中心下,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是女性能否真正认识到自己女性形象本身的真实性。由于长期在夫权制度之下,女性的形象受到了限制,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话语下,女性自身也慢慢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是在男性权力下女性必须处于边缘位置,没有话语权的身份角色。
(一)女性性别与身份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元素。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人与人之间最为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父权制的国家里,女性就是被边缘化的身份角色,没有处于社会形态的主体部位,是在男权社会中被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女性形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女性,现在都得到了解放,女性思想也得到了解放。
(二)性别与民族
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遵守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的美好女子的形象。不同的性别可能在不同的民族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例在不同的民族中性别也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从而导致社会地位的差异。未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目前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迅猛,一些少数民族的女性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冲破了男性群里束缚下的捆绑,逃脱到自由的境地。电影《花腰新娘》中的凤美看见舞龙队只有男的,她也觉得女的也可以参加舞龙队,就组建了一个女子舞龙队,这一些颠覆传统民族观念的事情,是凤美给闯了出来。再次展现了一个民族也可以不分性别,也可以冲破民族固有的一些风俗,给观众带来了一丝新鲜感的新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所以不同地区生产出来较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中女性形象的类型也数不胜数。
潘多拉式代表恶魔恶毒女子的形象,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的女性形象角色。《钱,这东西……》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讽刺喜剧片中的有个女主人叫做泰来罕,是个好虚荣,爱财如命的暴发户,性情泼辣,没人敢惹。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勤劳能吃苦且善良的,但是这位泰来罕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这里展现的是狡诈、泼辣、不诚信的女性形象,由此可以看到,此时影片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然是多元化的了。
在我国的刚成立的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属于革命女青年或者是女英雄式的。例如影片《景颇姑娘》中的景颇姑娘黛诺从小失去父母。成为早昆山官的家奴,日夜干活,受尽折磨。黛诺长大后,早昆山官要以九头牛的价钱把她卖给勒乱做媳妇,黛诺不从,乘机逃走,忽遇一辆解放军军车,她偷偷钻进车里来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从此黛诺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自己的民族景颇族人民进行土地改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展现的女性革命形象。
善良的母亲形象或者是贤惠的妻子形象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常见的女性形象。为了显示出民族的友好和睦团结。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电影《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亲,就是一位善良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的形象。这部影片的主体不是女性形象,它是以成吉思汗的英雄史诗为主要线索来叙事的。女性形象只是影片中的陪衬的角色,而成吉思汗的母亲她那要把成吉思汗培养成民族英雄的气魄,是一个普通母亲望子成龙的一个信念。
少数民族少女是影像表现的一个特别的符号,由此还构筑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一道巡礼夺目的视觉奇观。电影《诺玛的十七岁》中的诺妈,每天从家里背着玉米去镇上烤卖,眼里是与满街晃动的人影相协调的单纯与温顺。《红河谷》中的丹珠,骑着雪白的牦牛,在美丽的草原上徜徉,一声“我喜欢谁就喜欢谁”的宣告,更是给予了男性无限的遐想。
通过整理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以及对上述的阐释过后,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如下。
(一)不同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十七年期间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一些阶级、革命性的主题比较多,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工农兵形象的劳动者,或者是从受奴役被压迫的地位走向了新生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觉悟的女性形象,还有的她会积极投身于革命,投身于社会建设的人民大众的一员。
(二)不同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会不
一样
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女性形象也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形象,所以不同的少数民族,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民族形象和他们的民族精神。每个女性角色的塑造终究都是在塑造民族形象,体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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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师之女》可以说是华裔女性的创伤史,将她们内心深处的伤害以文字的方式流露出来,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心灵碰撞与伤害,将小说的主题表现得完美无瑕。本文揭示了《接骨师之女》中女性的心理创伤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接骨师之女》主题及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接骨师之女》用文字的方式描写了在巨大社会背景差异下,母亲与女儿激烈的心灵碰撞。它将这种碰撞所带来的伤害展现得淋漓尽致,并通过她们对生命及生活的困惑引申出了华裔女性那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将小说主题呈现的完美无暇。本文拟从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的角度对两位主人公的命运进行简析,并试以发掘谭恩美的文学创造之美。
谭恩美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曾陌生,从1989年她创作的《喜福会》获得成功以来,这个名字可谓是华裔女性的一颗耀眼的钻石。她的小说《喜福会》一经问世,便久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不仅风靡全球,还收获了“全美图书奖”等一系列文学殊荣;而她动人细致的心理描写也深刻地展现了移民后华人的真实生活及心理状态,她也因此跨入了美国知名作家的行列。随着谭恩美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学领域,她之后的许多创作也极大地受到多方研究学者的关注,如《灶神之妻》《沉没之鱼》《灵感女孩》,以及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接骨师之女》等许多作品,都曾被中外学者所青睐。从文学鉴赏的视角去分析她所获得成功,我们不难发现她的文学表现力是独一无二的。
与许多美国早期华裔作家不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的她,更能够将中美文化的精彩之处完美融合,让她的文字间不仅多了几分美式的幽默,也能从中感受到东方人独特的温情。尽管我们被《接骨师之女》笔酣墨饱的文学魅力所吸引,但在字里行间不免也感受到了那么一丝心底的哀伤,这丝哀伤也许来自主人公自我认同的不客观性;也许来自两国文化的强烈冲击;也许来自母女之间的心灵碰撞,但它们都清晰地映射出了华裔女性内心的压抑和孤独,本文也将以此作为切入点,和大家共同探究这种心理失衡后的创伤状态。
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跨越了两个时代,由民国时代的军阀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美国现代社会时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女,从主人公风格迥异的名字上就能看出她们所接受的文化和生活的差距是多么的迥然,也正因如此她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刻画主旨。茹灵是一个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生活的普通女子,她的身世却充满了离奇的神秘色彩,主人公在小说里虽然身在美国却也一直不能忘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剧烈的文化冲击下,她依然保持着一份执着的坚持和倔强。这也许正是她之所以会和女儿露丝在家庭生活中不断产生矛盾和碰撞的原因。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她的背后有着一段不为人知而又错综复杂的的故事。
茹灵的母亲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她在丧父丧夫之后选择了隐姓埋名地留在婆家做保姆,为的只是能够照顾她未婚而孕的私生子茹灵。她在生活中不仅受尽了苦难,在中国旧时期的传统观念下也受尽了欺侮和不屑。最终她也没有摆脱这种命运的束缚,在无知的茹灵胁迫下,她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了这段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生。而这件事给主人公茹灵的心理带了无尽的创伤,让她的心灵备受煎熬,也让她开启一段崭新的移民生活。情节由此趋于平和,新的生活让她内心感到了一丝安稳和希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剧烈的主流文化冲击,失去丈夫后的茹灵开始渐渐地被抛弃和忽视,作为一名华裔女子她内心承载着的痛苦与无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下和女儿露丝的不断摩擦更让她像一朵浮萍般飘荡在美国文化汹涌的河水里。
小说在描写了茹灵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的同时,也将露丝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刻画,露丝与她的母亲不同,她是生长在美国现代社会下的潮流女孩,一个暴露在美国主流文化之中,却又被排挤的女孩;一个不愿认同自己的移民后裔身份,却又怕被压倒性的美国文化所吞噬的女孩;一个纠结于自己该认同于何种文化,而又被双重身份所困扰的女孩,对她内心这种迷惘和纠结的细腻描写也正是谭恩美文学作品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她通过对两位主人公内心的准确拿捏,向我们清晰而又独到地展现了华裔女子及后代在文化差异下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用一种明确主题的方式来发人深省。也让我们好似与那创伤的心灵感同身受,并为之叹息和伤情,这也正是谭恩美在文学主旨上能够独具匠心的过人之处。
谭恩美虽然坚持了一贯抒写母女关系的创作风格,也同样延续了以异质文化为背景的,加以描写两代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旨的写作手法,但在这部作品中她所呈现的视角是独特而富有转变的,她用茹灵前后心理产生的巨大落差形成了对比,来展现了她从一个活泼女孩变为被女儿所嫌弃的怨妇的心理过程,并将她经历过多种重创后的伤痛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在描写露丝的纠结与迷茫后又通过母亲手稿这一独特的设计来描写了露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可和接触,更借以家族史为契机来找到了心灵的一个平衡点。这样的描写方式不仅为小说的情节增添了一份趣味性,也更能折射出华裔女性内心的那种孤寂和创伤。下面将通过作者富有转变的叙述方式,来对《接骨师之女》的女性心理创伤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第一,宝姨的心理创伤。
作为接骨世家的千金,宝姨是一个与时代和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冲击的女子。以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期社会生活里,她无疑是被时代所不容的,尽管她能够帮助父亲救治病痛还精通于读书写字,可这样优秀的女子却是不被男权重压下的世俗所认可的,在男人眼中她不过是个刁蛮任性、自行其是的无德女子。她因为自己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惹上了灭门之灾,也让她带有悲惨色彩的命运走向了开始。宝姨亲眼目睹了丧父丧夫的惨剧是如何酿成和发生的,这种对心灵创伤是清晰而又不可磨灭的。万念俱灰的宝姨甚至吞下滚烫的墨浆以死来捍卫自己,然而命运却没有让她轻易地妥协,她忍辱负重,将茹灵生下,等来的却又是一次封建制度对女性的重创,作为一个未婚女性她连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也被生吞活剥,只能以刘家保姆的身份与女儿茹灵相处。随后在张老板的魔爪下茹灵身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更是将伤痛直逼进宝姨的内心深处,使得她不得不以死亡的方式来结束这段悲惨的命运。而她之所以落得如此落幕,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心理创伤一步一步把她逼入了绝境。
第二,茹灵的心理创伤。
本文认为茹灵的创伤大部分来自于宝姨创伤的一种延续,是创伤让宝姨走入绝境,而宝姨的死亡又永远成为了茹灵心中永恒的阴影,这道挥之不去的伤痕,也伴随着茹灵的命运成为了她生活的主导。在茹灵的一生里,她的生活里可能永远都充斥着内疚和悔恨,这也改变了茹灵的思维模式和审视世界的标准。即使她获得了人生的转机,有了新的生活,在她内心深处依然都不能淡忘这场惨剧,显然这件事对她的一生可谓影响颇深。这也成为了她移民美国成为一名华裔女子的重要原因,逃离之后的她暂时趋于了平静,然而在美国文化巨大的冲击下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和女儿之间的心灵冲突又使得她再次受到伤害,并对往事更加记忆犹新,这都能够说明这种灾难性的心理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而不可颠覆的。茹灵的创伤的一生并没有就此结束,她在暮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结局也正揭示了她之所以如浮萍般漂泊了一生,其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伤痛所带来的,内心本身的孤独与压抑。
第三,露丝的心理创伤。宝姨的创伤如果说是封建社会思想的必然结果,那么茹灵的创伤更像是一种仇恨与生死的对抗,相比之下,露丝的创伤就显得简单直接了许多。出生于美国新时期生活的露丝在大的文化风俗环境下可谓是平和而幸福的。然而她的创伤也恰恰来自于这种主流文化的吞噬,她纠结的根源主要体现在不能接受移民身份,不能认同母亲所带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上。而也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冲击才使得她和母亲产生了一系列的纠葛,并在心灵上产生激烈的碰撞。她在与母亲的斗争中,曾一度是强硬和偏执的,正如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露丝之所以会失声是因为她曾为了像母亲示威从滑梯上“勇敢的”冲下并摔坏了胳膊,也正是因为这次争吵露丝开始了“年度性失声”。
也许正因为这件事情的激烈性,才使得露丝获得了一种另类的创伤。而在长期与母亲、与文化差异的争斗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她渴望被关怀和认同所承受的孤独和压抑。也许无声对露丝已经产生一种暗示,它代表了解脱和轻松,而也是这份解脱和轻松才更能体现出她内心的那种伤痛是多么真实地在影响着她的生活。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用了手稿这一别出心裁的情节,将三代人的伤痛进行了一次升华,让露丝开始重新审视母女关系也使得茹灵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一重生的结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对故事基调的一种上扬,也代表了两国文化的一种包容与融合。
谭恩美在许多创作里都加入了中国元素,特别是对像茹灵这种生活在中国传统生活里的,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执着和情怀的女性角色,她们那种独特的心理特征都被她刻画得深入骨髓。她的作品也让许多人开始真正地了解到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接骨师之女》的主题和女性心理创伤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这三代人的伤痛和悲剧并不都是个人行为所酿成的,它的背后也有着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几个人的生活写照可以延伸出当时社会的一种动向和发展,中国的传统生活里,那种特有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一直都在束缚着女性对自我认知的追逐。在等级森严的“父权社会”里,女性对环境忍受、沉默的态度也正是她们获得伤痛的根源。这也恰恰能说明《接骨师之女》的伤痛是来自于社会和时代选择。谭恩美的笔触中描绘的伤痛,代表了社会对人类的一种压迫,代表了文化对人类的一种传承,代表了时代对人们的特殊影响。她对研究华裔女子的心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接骨师之女》也是一部值得品读、意义深远的文学巨作。
综观《接骨师之女》,我们的心灵跟随着宝姨、茹灵、露丝三代人的故事尽情地游荡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相异文化中,体味着时代与女性的关联和互动、感受着地域和时间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悲欢离合。谭恩美运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将三位主人公错综复杂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描写得栩栩如生,这些特有的心理创伤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或另类经历,更是时代烙印的个体表现,也是人性不屈和文化碰撞交流的积淀,这也是谭恩美作品能够打动世人内心的根本因素。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名称:跨文化视阈下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编号:11D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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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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